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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5G与金融科技的发展

2019-06-27 20:45:46 科技财经145℃

  本文节选自《财经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迈向数字经济的杭州金融科技》。杭州是金融科技产业高地,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和“数字经济第一城”,拥有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新华三等著名金融科技企业,凭借丰富的金融科技体验、良好的数字经济基础和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金融科技城市。基于杭州金融科技发展现状,《财经智库》成立了课题组,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为课题组组长,对杭州展开了高密度调研,走访了五十多家企业和协会,召开了多次内部研讨会,并撰写出《迈向数字经济的杭州金融科技》研究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杭州的先行经验和未来挑战,亦为全国各地发展金融科技提供了重要参考。

  杭州金融科技具有实体、趋势、技术、泛金融、动态和易监管特征,有着自己的商业路径和商业模式,即自我造血,并逐渐从生活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变。杭州金融科技的发展,实现了产业+产业资本的“双核驱动”的蜕变。而杭州金融科技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监管的弹性化、服务支持的灵活化、前沿研究的纵深化和金融生态运营多平台的构建

  金融科技的发展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但也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本文基于杭州调研的金融科技机构样本进行建模,得到FTM2模型,即金融科技多维思维模型(Financial Technology Multiple Thinking Model,FTMTM)。借助该模型,本文阐述了杭州发展金融科技商业化之道,并提出杭州发展金融科技的相关建议,为政府部门探索本地金融科技发展规律,提供系统的方法论与决策依据。

  我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FinTech(Financen+Technology)的定义。金融科技,其本质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推动金融发展,其可能涉及到云计算、大数据、AI、区块链、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对传统金融进行改造、革新乃至颠覆,从而提供更为普惠的金融服务,正被应用到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借贷、财富管理、支付、保险、众筹、征信,甚至是银行零售等业务。

  2014年3月,我们针对互联网金融在国内发展中的问题曾经去硅谷拜访过PayPal(贝宝)公司,该公司在1999年推出货币基金成为爆款,但好景不长,随着2000年美元利率大幅下降,PayPal公司不但不能获得管理费,甚至动用自有资金去补贴用户的收益,在做到一定规模后又遇到次贷危机,整个货币基金市场也遭重创,于是2011年PayPal公司放弃了货币基金市场。此后,他们更注重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与服务。近年来,PayPal公司也持续 地在支付这个细分领域里进行全方位布局,在场景化、技术化、普惠化方面成为了金融科技的代表,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金融科技以及什么是金融科技公司。

  通常定义金融科技的模式是按分类的方式。一种分类是为金融机构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如杭州的信雅达、恒生、同花顺等,这样的分类比较直观。另一种分类的方式非常直接——传统的金融机构借助科技的手段进行产业升级。如杭州的浙商银行、杭州银行、浙商证券等。第三类的分类是积累了大量客户流量,形成了相对闭环的大型生态公司,如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还有一个分类,就是为金融机构提供基础设施的提供商,如新华三、商汤科技等。

  通过我们这次调研的杭州金融科技的样本机构不难发现,如果按照上述静态的分类模式有很多的缺陷。首先不太容易关注到一类创新公司成长的趋势,如海康威视、趣链这样的公司,最初也不一定会放到金融科技的范围。而且,当一类公司成长为生态公司时(如蚂蚁金服),你要么把它放在每一个分类里面,要么哪一个分类都放不进去。如果是前者,说明这样的分类已经没有意义了;如果是后者说明这样分类是缺乏完整性了。为了给当地政府提供更加系统的方法论,我们必须基于杭州调研的样本,抽象出一种新的分类模式,这样就可以相对容易的发现杭州金融科技的蜕变趋势,并能提供相关的改进建议以及决策依据。

  杭州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涉及多种因素,如果我们要抽象出一种定义的概念模型,那一定是一个多维空间,不太容易理解并难以在应用过程中推广。

  本文中,笔者引用了多维思维模型,将这个定义的多维空间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按照两个维度:纵向(Y)——云、管、端,横向(X)——生产、流通、交易来描述金融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如图1(FTM2模型与金融科技蜕变)所示:

  其中,Y从字面的理解偏向于技术架构层面:“端”指面向于C端(用户)或是B端(机构或政府等)的服务方;“管”指管道,指传输层面的服务方,狭义理解为与运营商相关;“云”指提供云服务方(包含但不限于云基础服务方)。X指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全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包括生产、流通和交易(金融要素市场)的服务提供方。

  由于采用了多维思维模型,基于杭州金融科技调研的实践中抽取而形成的,因此称之为FTM2,用该模型定义杭州金融科技及金融科技公司具有以下特点:

  由于新技术(云计算、大数据、AI、区块链、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应用,金融科技公司的服务需要将赛博空间(Cyberspace,指在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网络里的虚拟现实)的逻辑进行还原,也就是越接近现实世界或能够建立现实世界未定的、连续的影射关系,它服务于实际经济的能力就越强。FTM2模型比较直观地定义这样还原的特征。

  通过关注金融科技公司在该模型中的位置,可以清楚该企业自身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与实体经济的紧密程度等。如具有互联网背景的公司,可能从B区切人,一般的初创公司更多的从A区起步等。例如阿里巴巴从电子商务的切入等。

  传统的对金融科技公司分类,更多地从单一的服务内容或单一的技术架构来进行划分的。本模型采用多元思维模型的方法,已经把技术元素融入到多个维度中了。例如阿里巴巴在云计算上的布局,新华三与运营商的融合,恒生电子、信雅达、同盾科技、51信用卡等在用户端的切入等。

  传统的分类,未把比较特殊的金融要素市场单列出来,因此也就不太容易强化“还原”实体能力等特征。例如,除了阿里系在泛金融的应用外,“网金社”(浙江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交易端的具有泛金融特征的企业。

  传统的分类方法是相对静态的分类,而本模型通过二维坐标比较容易体现金融科技及其公司的变化特征。例如恒生电子的布局从A区通过企业端的B2B2C模式切入,也进行了A区的B2C的布局(如基金代销),同时在C区的布局(如地方的交易中心)等,可以观察到它的战略的动态特征。

  本模型通过将多元的模型扁平化,既保留了动态的特征,又扁平化了多元思维模型,因此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可以通过“还原实体”的能力,对金融科技企业进行柔性分类监管,可以提高创新的效率;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特点,对金融科技进行不同的布局或对金融科技企业进行精准服务。

  以上模型正是基于杭州的阿里、蚂蚁金服这样的世界级巨头以及恒生电子、商汤科技等不同行业的头部企业为杭州整个金融科技业态、为中国乃至世界带来格局的变化而提出的(建模样本资料以调研企业及机构为主)。

  商道之“商”可以理解为商业化路径、商业模式等,这里面包含了杭州金融科技的自我造血的能力。图2展现了杭州金融科技的发展的路径:

  图中最右边的节点是消费互联网。在消费环节,主要的特点是就某一类主题有特定的群体和场景,受到这一类群体的特别关注而产生的兴趣(如电商、游戏、新闻、社交等),吸引了大量的粉丝聚集。这是我们常说的社群经济。它具有三大类的特点: 最开始是小众的力量,通过口碑的相传也就是社交化的力量,通过特定场景的体验,然后进行病毒式传播。这里的商业模式主要是流量、粉丝以及信息传播。当形成大量的流量以后就可以产生多种商业变现的模式。于是大的互联网公司当获得巨量的流量以后就可以进行平台化的运营。经过多年的发展,消费互联网方面的格局已经相对垄断,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生活性服务业进入者门槛相对变高,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转向了产业互联网——向生产性服务业进行转移,更加关注于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

  但在发展产业互联网过程中的难点是标准化的问题。当我们可以把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中间的各个环节进行相对标准化的分解,通过个性化的定制并结合网络化的协同和协作,就可以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达到规模化的发展。在产业互联网助力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从采购、产品设计、以及生产过程中间的装备(工具)变革等各个节点中间找到可以变革的要素解决产业的痛点从而实现突破以往天花板的目标。

  这个将生活性服务业转移到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逐渐改写了传统的服务业,其去中介化的特征十分明显,这样崛起的生产性服务业(图2中提到的生产性服务业,可能有别于传统的第三产业,其明确的去中介化的特征,也许可以称之为第四产业)不太可能从原来的传统企业内部原封原样地进行改造,因为新的业态它的边界已经相对模糊,生产的各个环节已经被分解,组织形态已经完全区别此前的公司形态而形成了网络化平台化的生产形态我们称它为生态运营平台。

  例如,证券公司的投顾人员利用基于大数据的投资分析工具,就可以标准化地对投资者进行一对一的精准服务,这也是金融企业生产工具的变化带来的变革,可以为金融科技企业带来商机。

  图2中的场景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图1中FTM2模型中提到的杭州金融科技的商业路径及发展趋势。下面将选取调研中的样本进行重点阐述。

  成立于1999年9月的阿里巴巴,它是从FTM2的B区切入,当2003年5月创立淘宝网之后,同时有了对B端和C端的服务。B区的服务比较远离生产端,需要集聚大量的流量来进行被服务方信息的传播,而被服务企业的生产或产品转化率是在此后发生的。因此前期的流量导入和聚集是非常关键的。为了获得对方的信任,服务提供方需要有比较强的现实还原能力。比如淘宝成立前后,当时正是eBay易趣的天下,淘宝采用免费的模式符合在缺乏信任过程中“先体验”后收费的特点比ebay更具吸引力。同时交易双方的信任问题eBay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支付宝的推出,较好地还原了电商上网以后买卖双方的交易问题并得到解决。几招下来,淘宝胜出,同时支付宝也成为后续蚂蚁金服“一招鲜,吃遍天”的杀手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支付宝是来源于解决电商交易双方的信任问题——它来自于电商这样的“母体”,这样的“母体”为支付宝的长大起到了“孵化”的作用:1、买方支付的全额保证金为淘宝带来了大量的沉淀资金;2、支付宝担当的信任保证也衍生到后期蚂蚁金服的信用业务;3、余额宝的出现,为淘宝的资金提供了现金管理的增值服务,等等。2和3它来源于母体,但大大地“强化”了母体,起着“加速器”的作用,成为了蚂蚁金服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淘宝通过“免费”和支付宝是在低阶低维进行破冰突围,而阿里云正是通过高维度的卡位,成为阿里巴巴名副其实的加速器。

  当阿里从B区切人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流量,遇到的问题就是设备的投入成本及维护成本越来越高,同时系统还必须不停地升级以保证系统的高并发、高可靠以及高响应等要求。

  2013年阿里云“飞天”(飞天ODPS系统,现在的MaxCompute)几近成功,阿里云取得突破性成果。自此后,阿里云进一步“强化”母体,使得阿里切入到FTM2的H区域。外行看,可能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解决了前面提到的技术问题以及节约了成本。但是,正是阿里云的成功,使得阿里站在H区域,具有了高阶创新的能力。第一,自主开发的阿里云,由于它的前沿性,吸引了大量的海外人才;第二,由于云计算的特点,使得阿里在进行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大大降低了传统架构的制约;第三,由于良好的性能,使得阿里云服务可以输送到外部机构,使得阿里有了可以与外部机构共享数据的可能;第四,由于阿里云的成功,阿里的许多业务可以云化,也使得阿里有了进入FTM2G区域的能力,也就是在图2中提到的产业互联网,也为他们切入新制造等传统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只要有许可允许,他们也可以进入I区域,成为金融要素交易市场的服务者,进而集GHI为一身,一个金融科技的生态帝国FEOP(金融生态运营平台见第四部分)就可以期待。

  中国证券行业的快速发展,为杭州成就了两家行业头部公司,一个是恒生电子,另一个是核新同花顺公司。

  恒生电子核心创始团队来自于原来的新利电子,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利用证券行业柜台交易系统从foxbase换代之际,推出了证券柜台交易系统BTRV5.0和windows版97Sybase。其中,BTRV5.0是第一代采用BTRV数据库的证券交易系统,快速占据了市场。1998年,恒生推出SQL SERVER柜台交易系统,成为当时最好的证券交易系统之一。2003年之后,恒生开始全方位提供证券业整体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基金行业应用软件领域,恒生具有垄断优势。其后整个证券核心系统的提供商,基本形成南有深圳金证,北有恒生的局面。

  从FTM2模型中,恒生通过A区域切入,是B2B2C的模式,这个C是投资者。由于中国证券投资市场的特点,除了机构投资者外,具有海量的投资个体。因此,核心交易系统必须具有高并发、高可靠、易维护等特色,来自海外系统较难进入核心系统,券商自行开发的核心系统也相继退出了。这样恒生的切入A区域,与B端形成了较强的粘性,奠定了业内头部的地位。

  为了保证核心系统的可靠性,恒生建立了自动测试团队。要知道当时软件系统的生命周期中测试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功能及应用测试多数是人工进行,其测试的完整性难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就有问题。通过自动测试,可以积累丰富的测试案例,保证了测试的完整性(例如可以测试出上线后很难出现的软件分支的问题),为系统快速升级上线,为券商特别是IT部门都是一剂强心剂。

  在增加用户粘性上,恒生切入风控系统的同时,加码在数据中心上的投入,这里的数据中心不是指IDC而是数据应用,为其后在大数据中心的应用中打下了基础。

  在奠定了A区域的地位之后,恒生也开始进行水平扩展,切入到C区域——如交易市场包括地方的金融交易市场,使得公司的泛金融特性突显,扩大了自身的金融科技生态。

  恒生的发展路径,除了上述自身的造血能力外(按照图2的模型,是真正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内部的孵化很有特色。恒生在原来研发中心的基础上成立“恒生研究院”,建立了“恒生研究院-研发中心-业务部门平台”三级研发体系。笔者曾参与过研究院的一次深度研讨活动,参与者包括来自券商、交易所、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等资深人士,涉及MiABCD五种技术能赋能金融,包括移动互联网(Mi)以及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大数据(Data)。在此基础上,恒生成立了内部基金,支持员工的内部创业。由于这些举措,使得恒生电子在保证自己在A区域的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在香港市场的并购与扩张和海外的合作以及蚂蚁金服的间接持股,突显了在FTM2弥漫扩张的趋势。

  浙江核新同花顺公司成立于1995年,并于2009年在深交所上市,其切入点虽然也是FTM2的A区,但是最初该公司起步从开发证券网上交易,行业内叫外围系统,因此这个定位不像开发证券柜台交易系统那么相对固定于A区,天然具有跨越到B区(流通或互联网、社交)以及向上跨越D区的诉求。

  第一,网上交易系统首先解决的是行情浏览和下单交易的速度问题,在90年代互联网的带宽有限的情况下,通讯传输协议的效率全靠软件来解决——这也体现了软件公司的价值;第二,网上交易的接入必须要采用柜台开发商提供的接口,在交换的过程中也会影响效率,也需要一些技术手段来保障。也正是由于当时管道端(与运营商相关)的问题,券商需要在不同的地区架设行情服务器以解决跨域时间延迟的问题,所以增加了核新的收入机会。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需求拉升,手机证券交易系统的需求挥之欲出,同样提供商的技术门槛仍然是要解决窄带宽的传输效率,还要解决手机端处理交易的安全性以及各种手机屏幕、键盘的适配问题,这些也为软件提供商有了多种收费的模式——C端用户全部免费使用(普通5档行情源),而付费方由券商或者B端来支付。通过A区向B区的延伸,必定要从B2B2C的模式,叠加B2C的模式——即扩展到直接的C端用户群,通过建立海量的金融信息库来服务这部分群体,于是“同花顺”的产品覆盖实时数据、基本面资料、资金面分析、模式化交易等功能层面,同时为证券公司和个人用户提供完备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在从A区向D区延展的过程中,该公司提供了覆盖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3大运营商手机炒股业务服务。

  同样地处西子湖的信雅达,是一家老牌上市公司,最初为银行机构提供银行票据光盘缩微系统以及呼叫中心(call center)系统,为行内人士所熟知。

  用FTM2对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恒生电子、核新同花顺的分析,杭州金融科技发展之商可见一斑,自此,杭州金融科技的羊群效应也体现出来。

  51信用卡的地位在A区的C端用户切人——因为许多人都不止一张信用卡,常常是管理比较麻烦:如什么时候还款,消费情况如何?而这些提供服务的银行只能提供自家银行的客户,这为第三方信用卡服务带来了机会。于是,51信用卡提供了一个简单工具,免费提供给C端用户使用。当形成一定规模以后,就为银行(B端)提供服务而形成收费模式。

  杭州还有一家公司,创业时期是为景区做信息系统服务的,包括闸机检票系统等,是一件典型的A区公司(也许有人会问这公司与金融科技有什么关系?)。如果长期固守A区,这家公司就基本定位在项目上——Case by case。据说受到支付宝的启发,他们把景区检票与市名卡打通(向B区迁移),提高了用户的体验感。其后将OTA(Online Travel Agency)在线旅行社与自己服务过的景区连接,既可以方便旅行者,还可以制约景区票务“黄牛”。于是,这个平台也与他们没有服务过的景区与机构进行了连接,同时平台也有了“资金流”。

  我们调研样本中的连连支付、PingPong金融在B区,而大多的公司处于A区,这些公司通过其各自的能力,确立在A区中与服务的客户的粘性,如区块链技术公司趣链科技,金融风控提供商同盾科技,AI服务商头部公司商汤科技等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分析。

  综上所述,杭州金融科技发展之商体现在FTM2模型中,这个部分主要是金融科技的商业路径和商业模式(自我造血),同时通过图2也不难发现杭州金融科技,也逐渐从生活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变。

  先来看一下图3(WSS模型):图3表示的人类各种活动,这种活动是由我们的交通、能源、工业、农业等各种产业和服务等发起产生,其结果会以压力的形式传导到环境和资源中,比如空气、水资源、土地等等。当感知这些压力以后会通过信息的形式输送到机构层面,政府、企业、服务、金融等机构获取到这些信息后会做出反应,去调节相关的管理和资源,并且对人类活动加以调整,进行资源的再分配。此前人类的活动在运行过程中间产生结果,环境和资源感知这种结果压力的信息以及机构采取的措施都成为数据,但是这种沉淀下来的数据之间并没有打通。当新的科技手段出现以后,就有了解决这些沉淀下来的大数据的互联互通。这个社会的响应体系形成了一个反馈经济闭环,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商随道行,道领商进。商形成了金融科技之“源”,道才能成就金融科技之“势”。如图3所示:“杭州金融科技之商”是WSS中的一个环节,而构成杭州金融科技之势的,就是这个WSS反馈经济模型有效运行的整体。

  两年多来,全国以“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的供给侧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杭州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了WSS反馈经济的运行效率。就WSS的本质上看,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发展、制度等要素的数量与组合方式往往决定着WSS运行的效率。随着大数据的兴起,数字经济驱动了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围绕新的形态,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可视为以上要素进行组合的过程。

  从前面图2的描述,当我们向生产性服务业进行转变时,涉及到第一、第二产业的标准化的问题。而将金融要素植入到生产、流通与交易过程中,可以用金融置入后产生的数据再将各个环节链接起来,实现闭环。因此,通过将金融科技“回归”到母体之中(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就成为必然。例如通过投资的模式,虽然是一种“取巧”的方式,但往往可以解决产业创新过程中不太容易标准化的问题,于是可以率先占领自己期望的赛道,打造一个生态闭环。于是我们看到,杭州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产业之商到产业之道的产业+产业资本“双核驱动”的蜕变。

  这里举一个例子。信雅达公司于2016年8月投资人民币500万元参股杭州趣链科技,趣链科技是2016年成立的一家初创型区块链技术公司,是一家非常典型的与信雅达一样处于FTM2的A区,信雅达可以将自己在银行等金融资源传递给趣链科技,使得被投资公司能够在银行等行业能够将区块链应用落地。两年后信雅达全部退出,投资收益毛利为8080万元左右。

  另一个例子,2014年8月星环科技近千万美元A轮融资,恒生电子和信雅达公司跟投,我们可以关注到三家公司在银行及证券领域的交融关系,同时也看到恒生电子和信雅达公司在杭州本土之外的资本布局。而从阿里巴巴引入雅虎、软银这些世界级的资本大鳄之后,阿里系的产业+产业资本的“双脚跳”几乎就是阿里的家常便饭,可以说杭州金融科技的投资界,从天使、VC到PE,已经开始形成了类硅谷的创业投资“共生圈”。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人们在产业链的共生理论研究得比较多,但从股权投资的角度研究,也是在风险投资进入中国以后(2000年后),人们才开始关注。杭州金融科技的发展,目前处于共生圈I的阶段,由于金融科技处于高速的发展中,最理想的共生圈是上图中的共生圈II。两个阶段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天使、VC、PE相对独立联系不多,天使、VC、PE的投资顺序依然比较明显(虽然像阿里巴巴这样的生态公司本身可以把这三者整合起来),地方政府对产业本身的推动较多。而后者,通过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的协作,天使、VC、PE已经处于相互融合,而政府对这些金融科技企业管理的比重降低,更多地关注在宏观的资源调节上。于是,在对企业投资的过程中,人们十分纠结的定价、投资风险、退出等问题,由于自治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渐缓解和改善,地方的基金小镇、投资园区的作用及股权交易市场等多层次的股权退出模式的生态就会逐渐发挥作用。

  资本投资共生圈的基本表现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星型的共生圈模式,另一类是网状共生圈模式。

  网状式共生圈模式:创业风险投资各机构即竞争又合作,即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进行投资与合作。例如:前述的投资案例。因此,创业风险投资集群中的各种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的这种同质性共生就会形成网状式共生圈模式。

  星型结构的共生圈模式:创业风险投资集群就是一个以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为核心的,由创业风险投资机构与创新型企业两种差异性产业所组成的星型的共生圈模式。

  组合模式:这两种共生圈模式的结合,就形成了创业风险投资网状+星型复合共生圈模式。

  但是,从共生圈I发展到共生圈II,需要结合FTM2进行投资生态的的布局和变革:在A区是天使布局的重点,如果从水平方向的平移,VC的比重会加大,PE会在交易区(C区)布局(此类适合于网状共生圈模式)。而在纵向向上迁移过程中,PE会提前布局(后面我们会提到这是一种云加速的状态,这类适合于星型共生圈模式)。

  而如果X、Y轴同时变动,这个时候需要叠加另外的维度进行量化分析。例如,可以观察天使、VC及PE之间的行为模式,包括逐利共生圈模式(一方扶持另一方)、非对等逐利共生模式(一方利益大于另一方)、对等逐利共生圈模式(双方利益均衡)。限于篇幅,此处不再细化阐述。

  通过有的放矢地打造双核驱动的投资模式,能够有效地解决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痛点,如LP的来源单一问题、有限合伙的税收问题、投资资本的流动性(退出)问题,特别是对已经推出的科创板,更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要建成共生圈II的双核驱动模式,人的因素也非常关键。西湖美景诱人,能够吸引人。杭州市出台了一次性奖励资助、配比奖励、购(租)办公用房补贴等政策优惠条件,包括凤凰计划,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入驻,给企业引进人才提供了资金的宽松环境,能够留住人。杭州围绕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全力打造金融资源集聚发展带,形成新金融产业和新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的“一湾、多镇、多点”的空间支撑体系,又为金融科技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硅谷的发展,是先有了产业人群,成熟后带来了旅游人群;而美丽的杭州带来的旅游人群,增加了杭州的人口流量,加上要素市场推动的帮助,就像互联网一样,流量的增加也就增加了驻留人群转化率的可能。由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阿里达摩院、云栖工程院等一大批创新平台,在推出了一大批的金融科技创新成果的同时,也改善了金额科技的人才结构,使得产学研得到协同发展。

  G20峰会在杭州的举办提高了杭州的国际知名度,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Money20/20全球金融科技大会以国际视野深入中国杭州,为参会企业及与会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及全球金融科技趋势、发掘合作伙伴与商机的绝佳契机,从而一同推动该行业蓬勃发展,使人们看到:杭州正在打造金融科技的全球中心。

  综上所述,杭州在金融科技方面已经取得了实际的效果。回顾金融科技在国内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前几年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得失,借鉴欧美发展金融科技的经验,杭州发展金融科技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动:

  当大量的具有科技背景的企业及人员进入金融科技的行业,对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都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地方在推进金融科技产业过程中,需要兼顾创新与风险控制。传统中采用的防御式的监管方式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不少的问题,而现在欧美的强监管与沙盒方式均不太适合杭州高速发展的金融科技了要求。我们这里提出的弹性的监管模式,是分类监管的具体化的方式。杭州发展金融科技,可以采用二维弹性监管即采用模块化的分类监管模式,而这种分类监管是按趋势动态化的监管:参照本文提出的FTM2模型,“高紧低放,右严左松”。具体解释:纵向看就是越接近“端”(云管端的“端”),所服务的对象个性化特点的可识别性相对容易一些,监管层面可以多放;越接近“云”,标准化程度会变高,传播能力变强,监管需要收紧;从水平方向看,越偏向交易端(如泛金融的交易市场),虚拟化程度包括可能涉及的金融杠杆也会提高,监管要严,通过模型的动态特性实行联席监管达到目标。反之越接近生产端越偏向于实体化可以宽松一些。注意,这里的紧放与严松其力度上是有不同的,可以参照此FTM2建模进行数字化,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监管科技(Reg Technology)的范畴。监管科技是金融科技的分支,有很多方式可以借鉴,如果要采用主动式的监管模式,需要利用智能化、数字化的手段达到精准化、时效化。

  作为杭州金融科技的服务机构,当然包括政府部门,通过FTM2可以对金融科技的服务进行建模——“高源右策”:越靠近云端,越需要资源配置的倾斜;越靠近交易端,越需要政策的配套支持(可能涉及到更多的特许化的泛金融服务)。

  特别地,从项目及人才角度,阿里系已经把“孵化器”逐渐变革成了云加速器:阿里系已经从B区提升到H并可以辐射到GI,这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阿里生态——虽然它来自于底层的“母体”,但是到云上经过标准化之后聚合了力量,可以为更低端用户进行孵化、再聚合。据此,通过FTM2可以集杭州之力,建立市级的虚拟加速器推进项目及人才的核聚变。

  从杭州的实践已经可以看到,杭州在金融科技的前沿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从FTM2看,越底层的部分,个性化程度越高。

  建议1:如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对区块链数学科学这个细分领域的依赖程度较高,去年北京已经尝试举办了一次“区块链数学科学会议”,可以把科研院所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进一步解决区块链自身的一些瓶颈问题,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

  建议2:从FTM2上看,金融科技的发展,在管道层(DEF)区域存在很多空白,一方面是受到移动运营的基础设施和应用的制约;再一方与有关政策有关(例如前几年虚拟运营商的发展并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运营商发展似乎很像《生命3.0》(迈克斯•泰格马克所著)描述那样,它如果要变得更智能却严重依赖于硬件(基础设施),现在可能还处在2.0阶段。要有一个质地的腾飞,必须升级硬件(基础设施),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期望的5G的到来——当带宽问题解决后,会加速“端”的质变,如IOT的应用提速。因此,基于5G与金融科技的发展,会改变目前FTM2中管道层的创新变革,杭州在这方面要提前布局并实现差异化。

  建议3:同样是5G的出现,IOT等终端的应用提升,A区B区的应用会有一个爆发期,因此根据图三WSS模型,数据会大量产生。接下来,前几年数据流通中的数权、隐私权、定价权等问题都会放大,对金融科技的发展会产生严重障碍。

  (1)数交换:数据提供方通过展示数据目录,实现点对点的流通。此阶段难以实现平台化; (2)数融通:通过区块链的技术如零知识证明、UTXO等,解决流通过程中数据的产权、多方可信计算和多方利益的保证; (3)数资产:数据资源入表(财务报表)的问题。限于篇幅,不在此赘述细节。 (4)构建金融生态运营平台(Finance Ecosystem Operation Platform,FEOP)

  FTM2模型中,水平方向看:从生产端、流通端、交易端是否形成闭环,对于金融科技非常重要。

  (1)生产端: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用于产业中,实现产业(包含金融行业)的数字化,使得数据资源能够在企业之间流动起来,协同效率提升。进而按照图二描述的那样,将非标的生产过程和产品部分或全部实现标准化,然后实现个性化定制和社会化大生产。 (2)流通端:对于传统产业在流通领域的创新,人们的视野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电商销售等领域。生产端与流通端的联动,加上金融科技的手段植入,加速了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快速转化,同时也使得相关企业、组织、个人的诉求得以满足。 (3)交易端:要实现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快速、高效地转换,只靠上面的方法还不够。我们知道生产端的产品的生产周期与我们需求方的需求周期可能不完全吻合,这需要通过“交易中心(所)”实现对接:将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打包以后在交易中心进行大宗交易,化解了不连续的、离散的生产周期的风险。因此,生产端、流通端、交易端聚合形成的产业运营平台与金融的结合借助金融科技的手段构筑成的生态平台,我们叫作FEOP。

  杭州可以围绕FEOP,孵化多个领域的FEOP,在金融要素市场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巩固和壮大。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调研中的金融科技公司(机构)样本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建模——FTM2,总结了杭州金融科技发展的“商道”,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为杭州进一步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再上台阶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作者为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秘书长,北京计算机学会理事,国家信息中心深圳大数据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智库专家,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专家委员,区块链+百人峰会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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